施雅兴/文
身处冀南的石家庄人，说起听戏，脑海里浮现的，除了评剧和河北梆子，必然还有豫剧。这个来自相邻省份的地方戏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，融入进了石家庄人的精神世界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时候过大年必然要唱大戏。初五刚过，戏台子就搭起来了，接下来是连着好些天的戏曲演出，咿咿呀呀，从白天唱到晚上。这个时候，小孩儿是最开心的，白天约上几个小伙伴，早早赶到戏台子那里。当然不是为了看戏，戏台子几十米开外围了一圈的小贩们，才是孩子们心中的第一主角。心急火燎地等着糖人儿吹好，面人儿捏好，又风风火火地挤进看戏的人群，一路钻到戏台子跟前，装模作样地开始看起戏来。那时候，台上的小生花旦已经唱开了一段爱恨情仇。但对小孩子来说，这些戏文和故事实在宏大晦涩到难以理解，吸引人的只有演员堂皇气派的戏服和皂靴。大概这是我人生中关于豫剧的最早记忆，只剩下糖人儿的甜腻可口和舞台上的五彩流动。
真正对豫剧形成界限分明的概念，来自于少年时期对电视的无比迷恋。先是春晚，在那时这一真正全民狂欢的节目里，和其他几大地方戏一样，豫剧好像有着雷打不动的演出时段，今年名角出场，明年老艺术家上台，后年娃娃们来段个人秀。然后，随着滚动播放无数轮的春晚，那些经典的豫剧唱段慢慢变得耳熟能详起来，好像随便就能哼出几句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,谁说女子享清闲……”差不多同一时期，戏曲电视剧和电影也是电视台的最爱，《花木兰》《朝阳沟》《七品芝麻官》，一部接着一部，部部活泼有趣，引人入胜。渐渐地，耳濡目染下，锣鼓点一响，唱腔一起，我就能听出来，是豫剧的大戏开场了。
后来，过年时的戏台再也搭不起来了，戏曲电影电视剧也霸占不了荧屏了，听豫剧不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身边事了。再后来，听到现场豫剧是在各种红白喜事上，没有舞台，没有行头，一把胡琴，一副锣鼓，两三个人就撑起了一台戏，唱的都是最最脍炙人口的经典选段。围了里三圈外三圈的观众，跟着唱腔的高低起伏摇摆脑袋一起哼唱，大家都懂得在最适当的时机大吼一声“好！”。唱戏的听戏的，都有着最敬业的态度。没想到，在我觉得豫剧逐渐远去的时候，它竟然以这样平和鲜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身边。
有时候会想，豫剧为何在本地会有这样延绵不绝的生命力？也许是因为它铿锵顿挫吐字清晰的唱腔，跨越了地域方言的隔阂，所以《花木兰》的唱段能风行全国。也许是因为情节唱词的诙谐幽默，人物塑造的饱满丰盈，最能赢得普通观众的青睐，就像《五世请缨》深入人心。也许是因为创作融合的能力实在卓越，从《朝阳沟》对新时代农村生活的形象描写，到《大漠胡杨》对军垦战士的动人演绎，豫剧的现代戏丰富而生动。当然，一个外行人的碎片印象，解决不了戏曲流传这一复杂的专业问题，只能为豫剧的风靡提供一点点佐证罢了。
